[20]本文所引梁启超《饮冰室文集》1914年广智书局版本，体例为每一类部的文章重新编页。

同样的，对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法律的实施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并影响到对法律监督的主体和对象的界定。[35] 参见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38] 同前注[16]，曹呈宏文。以法制统一原则为例，该原则通常指国家必须制定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并保证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公民中得到统一的遵守和执行，目前来看，其内容还包括立法权的合理配置、不同层次法规间的效力关系、严格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与备案制度、法规撤销制度以及国家主要权力行使的高度统一和协调等。[57] 同前注[43]，秦前红文。但是，说检察监督职权限于程序性权限，是法律监督价值追求的表达，符合权力制衡的规律，却是不太准确的。在瞿同祖所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地方政府官员主要采取一种程序性的以人制人，以事防事的控制方法。

如权力监督从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权力制约。[1] 《人民检察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指出：社会主义苏联，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法律，代表国家以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权益，检察政府的法律、法令、决议、政策之严格执行。另外，法律还可以在当事人对不同的纳什均衡进行取舍抉择之际发挥作用。

元宇宙还可以进一步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框架等影响现实世界的行动和决策。社会交换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通过权力分化和不平衡的方式去实现平衡化的目的，这种反复调整的辩证关系构成一种富有特色的长期动态。人类社会的多元现实和分布式治理，意味着必须在各自解读所在小宇宙的背景下加强主体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引起的各种互动关系和网络化秩序现象也预示着人类社会变迁的趋势，很值得法社会学进行深入研究。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元宇宙的秩序存在方式，其实始终贯穿着一种关系本位的原理。（四）去中心化自治岛以及走廊式制度 从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元宇宙通过区块链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或者说是基于共创、共享、共识、共治的智能合约和代码程序的理想之岛，正在引起国家治理的范式革命。

反过来说，法律无需强制也能得到遵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关系秩序中的惯习助长了自我执行规范的行动样式。（四）作为博弈过程的元宇宙及其叙事的根茎结构 从关系本位的社会伦理观角度来考察，互惠性的惯习以及相应的原则和规则无疑非常重要。元宇宙的治理必须转动贝叶斯手柄：通过新证据来修正过去所信、获得今后所信。因此，选择自由、责任自负就是在元宇宙治理以及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之际最基本的价值锚点。

这也意味着现行法律体系当然可以把元宇宙作为实验平台和操作装置，进行所谓地景改造，创建一个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最佳数字空间，实现边沁关于快乐计算器的构想，以及普特南关于缸中之脑不朽永生的构想。因此，元宇宙有可能实现一种关于法律秩序的真正的交换构想，把新制度建立在彻底的沟通和重叠共识之上真实的产地来源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贸易的重要竞争优势。为此，特通知如下：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法国除外）企业不得在酒类商品上使用‘Champagne或‘香槟（包括大香槟、小香槟、女士香槟等）字样。

特定产品、特定质量、特定声誉、特定地理环境这四特是使地理标志与普通商标和商业标记相区分的主要特点。可以认为，由于地理标志和其他知识产权专有权不同，法律上受永久保护，因此对权利人或者管理人的义务责任要求也更高，以至于高到需要政府公权力直接介入进行监督管理的水平。

第一是具有特定质量的特定产品，要保护的是特定来源特定产品的特色质量所带来的产地竞争优势。其将货源标记（indications of source）原产地名称（appellations of origin）作为知识产权独立形态予以保护。

前三者因赋予发明、商标和工业设计在使用上的排他性权利而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是地理标志特殊法益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区分地理标志和带有地名的商标以及带有地名的产品名称的标准。基于这种理论，由于地理标志产生的法益乃是消费者权益和多个生产者的权益，对于地理标志的保护必然是公共机构的责任，而非某个特定权利人的权利。一种质量受到广泛认同的工业制成品，由于其声誉并非来自特定质量，也没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基础，而只能通过竞争法保护自己的一般性商誉不被诋毁。二是地理标志作为竞争法上的权益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作为产地来源标记也涉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品牌声誉。就主观关联性而言，实际上是以反欺诈作为理论基础的单纯竞争法上的法益，这也即前文所述产地标记等一般性法益。

客观关联的观点则认为，单纯的来源不足以保证品质，原产地名称必须兼具来源功能和品质功能，二者受法律一体保护。一是在客观上存在并非地理标志而又类似于地理标志的带地理标记的产品名称，不事先予以甄别认定则会造成司法和行政成本的无谓提高。

从实际效果看，诸多以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均采用了结合图形等方式来实现其商标性，以突破商标法上的显著性等相关规定，这反过来也表明，仅靠商标制度难以实现对单独的带地理标志的产品名称的保护。基于此，认定并保护地理标志应基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真实性、特异性、地域性和关联性。

我国商标法规定：地理标志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加入TRIPs协定后，对合法有效的地理标志提供法律保护，亦是我国作为TRIPs协定成员国的义务之一。

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地理标志保护的主体是有利益关系的各方，而不像对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的主体一样，采用所有人、持有人、合法控制人等能够显示对客体享有专有权或者直接支配的称谓。如果说商誉主要体现为主观关联，仍然和普通商标有近似之处的话，这种客观关联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并决定于科学规律。明确专有权的条件和范围既可以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也可以避免不应该纳入排他性权利保护的领域保留在公共领域，避免不当的独占。这种商誉同时又要有较长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已经客观上内化于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认知中，甚至已经成为消费文化和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会引起对特定地区特定产品和特定质量的固定的联想，从而将其与普通商标仅与特定的生产者的单一联想区别开来。

特色质量的存在的同时只有在特定消费者群体中形成普遍主观认同，形成特定的商誉，才能具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涉及排他性权利，而指向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竞争行为，如有关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的行为。

但同时，地理标志保护所涉及的法益并不限于防止假冒和混淆，而是包括基于特定产品、特定质量、特定声誉、特定地理环境形成的特殊法益。出于效率、主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的考虑，对地理标志进行行政认定并赋予其强有力的排他权是必要的。

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从符号的符形（representamen）、对象（referent）和符释（interpertant）的三元结构分析，地理标志体现为产地标志、产品和商誉。从商誉角度而言，人们关于地理标志产品的观念是在交易和口耳相传中形成的，其中的地域观念实际上是抽象的、模糊的、不具体的，有时也未必是准确的，有时甚至以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地代替产地。

具体要求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证明以及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也未明确确定审查认定的标准和本质特点。这也是各国建立并不断发展注册制来保护地理标志的原因。其亦未对地理标志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和提炼。美国商标法起源于普通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依据侵权法中的假冒（Passing off or palming off）理论。

同样，我国地理标志保护也采类似理论。从地理标志的实际发生发展看，这也是符合现实基础的。

公约第10条规定了保护义务，要求对标有虚伪的货源或生产者标记的商品在输入时予以扣押。因此，认定地理标志并予以保护必须立足于以上地理标志所保护的特殊法益以及以上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产地来源的真实性这一基础性法益。

主观关联的观点认为质量中性，无论是仅与产地自然因素还是仅与人文技艺相关的产品，甚至与自然、人文因素均不相关的质量中性产品，只要具有与产地相关之声誉，均可受到地理标志保护。这种管理要借助法定机构、采取法定程序、依据法定标准。